祖国高于一切

3月31日，一架中国国际民航客机徐徐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，河北医科大学赴日留学女博士魏宁迫不及待地走下飞机。“到家了！”又一位留学博士回到自己的家乡。

桥本隆是日本信州大学医学部的著名教授，他虽然60多岁了，却坚持每天早晨8点准时到实验室，晚7点回家，一年当中只休息元旦一天，几十年如一日。他这种对工作的执著和痴迷被同事戏称为：“桥本病”。

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从师桥本教授的姜玲玲对工作的痴迷超过了自己的导师。她每天8点30分准时到实验室，中午吃自己带的盒饭，晚上回宿舍，准备第二天的午饭，晚9点又返回实验室，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。在河北医大每个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同姜玲玲一样的经历。

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。凭着对祖国的赤诚之心，他们一个个先后度过了那漫长而艰辛的留学生涯，以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和聪明才智，在留学期间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。

姜玲玲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一种能催化D—羟脂酐辅酶A代谢的酶；张庆俊在世界上首次证实脑血管上存在着三叉感觉神经纤维；刘殿武在世界上首次构建了曼氏迭宫绦虫的CDNA和基因组DNA文库；温进坤的无过氧化氢酶血症研究填补了一项世界医学研究空白；闫蕴力在细胞遗传学领域的一项研究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……

统计资料显示，在国外留学期间，河北医科大学的30名博士、博士后在国际著名医学刊物上共发表论文近200篇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。

1992年4月，在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已获得通过时，冯威健没等参加毕业典礼，就登上了回国的飞机。4年了，他太想念祖国、想念母校、想念亲人了。

由于学习成绩突出，几乎每个留学生都有被导师挽留的经历。但这些留学生没有被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所吸引，毅然回到了祖国，回到了生养他们的燕赵大地。他们说：“回去，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，不回去，才需要理由。”

任雷鸣是信州大学第一个申请到英国心脏研究基金的留学生。为此，1994年12月他受聘伦敦大学神经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合同期两年，年薪2．5万英镑。1995年底，课题刚进行到一半，他接到母校希望他尽快回国的信。为了加快课题研究，他当即把妻子和孩子送回国内，然后只身返回英国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终于提前半年完成了课题。这时，有人劝他：再呆半年轻松轻松吧，反正年薪照样拿。任雷鸣没有这样做，于1996年5月提前七个月回到了母校河北医大。尽管个人因此少收入近18万元人民币，但他没有后悔。

1993年，当段惠军婉言谢绝导师的挽留，决意回国时，导师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我支持。二战后，日本也向美国等国家派出过留学生，大部分都回来了。最应该受到尊敬的是那些学成后报效祖国的人。”在回忆这些往事时，段惠军说：“知识没有国界，可科学家有国籍。一个知识分子，无论学术水平多高，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，也不值得敬重。”

1996年初，留德博士马景学刚到医大第二医院眼科时，医疗科研设备大都是五六十年代的，最先进的也不过是国内七十年代水平。

“如果等、靠、要，我可以找出十条理由不做事”。马景学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。他没有观望，而是与全科同志团结奋斗，使设在二院的省眼病防治研究中心，一跃成为全省眼科的“龙头”，跻身全国先进行列。

应该说，科研经费短缺是他们回国后遇到的最大困难。除此之外，一些由于现行体制及管理环节滞后造成的问题，也给他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不便。目前正在从事过氧化酶体与衰老关系研究的姜玲玲，去年5月订购的一种试剂，到今年4月还未到货。而她在日本期间，同一试剂只需一个电话，不出几天便可送到。

对于国内外科研条件的巨大反差，归国博士们怎么看呢？用温进坤的话说：“我们承认差距，但必须有人来缩小差距。解放初期，国内的条件比现在更差，但一些知识分子不也回来了吗？我们承认落后，但正因落后，才需要人去奉献。我们不能等祖国富了再回来，而是要用我们的智慧、勤奋，去努力缩小差距，让自己的祖国也富强起来”。

温进坤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位归国博士，从1990年回国至今，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，他在心血管分子生物学领域顽强拼搏了10个年头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。作为第一主持人他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，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，发表论文60多篇，是国家重大基础研究、973计划发展项目——心脑血管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课题组专家之一，曾荣获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等荣誉称号，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在刚刚成立的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，他是指导导师之一。

如今他担任新组建的河北医大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校长，留给自己科研的时间就只有晚上和节假日了。他指导的四名博士生，一人出国继续深造，三人晋升为教授。与此同时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河北医大的分子生物学学科已初具规模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